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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标题:然后和被监察者一起糊弄皇上

浏览次数:176 时间:2020-03-1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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崇祯的怨恨自有道理。他在位十七年,受到了无数惨不忍睹的蒙骗糊弄,直到他上吊前的几个月,他的首辅周延儒还狠狠地糊弄了他一回,把一次根本就没打起来的战役吹成大捷,然后大受奖赏。这场根本就不存在的大捷县周延儒亲自指挥的,就发生在离北京不过几十里地的通县,在皇上的眼皮底下。

明朝也流传着一些官场笑话,《万历野获编·补遗》中就记载了有关钱能的两条。

钱能是成化、弘治年间(1465-1505年)的著名太监,奉成化皇帝之命镇守云南。镇守太监这个岗位是明初的洪熙皇帝设立的。皇上不放心下边的官员,就派那些经常在自己身边工作的太监下去盯着。应该承认,这样做是很有必要的。明朝的官员经常糊弄皇上,皇上也建立过一些监督制度,譬如派遣监察御史下去巡查,奈何这些御史也可能被收买,甚至会逼着人家掏钱收买,然后和被监察者一起糊弄皇上。所以,派遣家奴们下去替皇上盯着,这已经是“上有政策下有对策”式博弈的第三回合了。皇上被逼无奈,到此亮出了最后的武器。试想,再派他还能派谁?而且仔细想来,太监不好色,没有老婆孩子,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,应该比一般官员的私欲少些。设身处地替皇上想想,我们不能不敬佩皇上选贤任能的良苦用心。

问题在于,钱能之类的最后预备队也乐意被收买。更要命的是,镇守太监的权力极大,有合法伤害众人的能力,下边便不敢不来收买。

当时云南有个富翁,不幸长了癞。富翁的儿子偏偏又是一位有名孝子,很为父亲的病痛担心。于是钱能把这位孝子召来,宣布说:你父亲长的癞是传染性的,要是传染给军队就糟了。再说他又老了。现在,经研究决定,要把他沉入滇池。孝子吓坏了,立刻就想到了收买。他费了许多心思,掏了一大笔钱,反复求情,最后总算取得了领导的谅解,撤消了这个决定。

当时云南还有个姓王的人,靠倒卖槟榔发了财,当地人都叫他槟榔王。钱能听说了,便把这位姓王的抓了起来,道:“你是个老百姓,竟敢惑众,僭越称王!”书上没有仔细描绘这位槟榔王的反应,但我敢肯定,无论是什么季节,他听到这个罪名之后一定汗如雨下。擅自称王就是向皇上宣战。谁抓住这个王,谁的功劳就大得足够封侯了。槟榔王深知这个罪名的厉害,他不惜一切代价消灾免祸,史书上说他“尽出其所有”,才算逃过了这一劫。

明朝的中后期也存在失业问题。人多地少,人口过剩,在生存资源的竞争中失败的人们,最后便沦为流民。追究起来,明朝在很大程度上就亡在流民手里。没有流民,老百姓安居乐业,闯王恐怕只能当个小团伙的头头。甚至闯王李自成本人也不会去闯,他没有土地,又被驿站裁员下岗,走投无路才加入了老闯王的团伙。钱能啃净了槟榔王,其作用正是制造李闯王。本来那位槟榔王可以给众多农民和小商贩带来生意,现在其中一些人却要失业甚至成为流民,从这个角度看,钱能啃的是皇上的命根子。考虑到本来还会有很多人愿意学习槟榔王,创造出更多的商业和就业机会,而槟榔王等人的遭遇却将他们吓了回去,钱能的影响就更显得要命了。

性质如此要命,并且影响久远的一个祸害,皇上又是怎么对付的呢?

皇上依靠耳目了解情况,御史和镇守太监都是皇上的制度性耳目,他们之间也是互相监督的义务。成化六年,巡按云南的御史郭瑞给皇上写报告,专门汇报了镇守太监钱能的情况。郭瑞说:“钱能刚强果敢,大有作为,实现了一元化的领导。如今钱能生了病,恐怕要召还京师休养。乞求皇上圣恩,怜悯云南百姓,永远令他镇守云南。”皇上回答说,知道了。

耳目把皇上糊弄了。《万历野获编》的作者沈德符咬牙切齿地说:“钱能这个大恶棍,为天下人所痛恨,而郭瑞竟以监察官员的身体上奏保他,就是把郭瑞一寸一寸地剁了,也不足以弥补他的罪过。”但这只是气话。郭瑞似乎并没有出什么事,没人去追究他。蒙骗皇上又怎么样?蒙了还不就是蒙了。由此看来,皇上是个容易糊弄的冤大头。

钱能糊弄皇上连连得手,就有点不知天高地厚。他开始打交阯和云南少数民族的主意。这在任何朝代都是一个危险而敏感的领域,事关边疆的稳定,动静很大,而且外族又不在你的治下,出了问题就不容易压住。果然,钱能派出的亲信惹出了麻烦。朝廷担心了,就派著名的清官,右都御史王恕去云南调查。王恕为人刚正清严,很快就查清了钱能的问题,向皇上奏了一本。其中最有分量的几句话是:“当年在越南问题上,就因为镇守太监选错了人,以致一方陷落。今日之事比当年还要严重。为了安定边疆,陛下还吝惜一个钱能么?”王恕的这笔利害关系账替皇上算得很透彻,钱能害怕了。他立刻托自己在皇上身边的太监哥们儿活动,将王恕召回。王恕很快被调任南京监察部当领导,钱能之围立解,一点事也没有了。

不仅没事,钱能还继续走运,先回北京跟皇上说了些王恕的坏话,撺掇皇上派了他一个苦差事。钱能自己则当上了南京守备,镇守南京区军。以职务而论,南京守备比镇守太监更显赫。南京是大城市,又是留都,生活条件比云南强多了。

这个故事就好比家奴糊弄财主。家奴天天偷吃主人的鸡鸭猪狗,主人还给他加工资发奖金。家奴把主人的田地宅院偷偷卖了,主人还提拔他当管家。有人路见不平,揭发了家奴,主人不但不惩罚家奴,反而打了揭发者一巴掌。这样的主人,不是冤大头是什么?

钱能最终也没出什么事。《明史》上说完他的经历,最后交代了一句“久之卒”。似乎得了善终。《万历野获编》说他在弘治末年老死京师,弘治的儿子正德皇上登基,又赐葬最胜寺,哀荣也不算差了。不是说天网恢恢,疏而不漏么?不是说善有善报,恶有恶报么?钱能怎么就一漏再漏,作恶多端仍有善报呢?沈德符说,这使人们怀疑,究竟还有没有天道。

钱能一而再,再而三地蒙混过关,并不是什么个别例外。即使励精图治的弘治皇帝,也经常被人糊弄得一塌糊涂。

弘治十七年6月的一天,弘治皇上召见兵部尚书刘大夏。当时皇上34岁,已经登基17年。刘大夏年近七十,进士出身,但工农兵和财政监察都管过,中央地方都干过,可谓阅历丰富。皇上召见刘大夏,是为了追问一句话。

起初,皇上任命刘大夏当兵部尚书,刘大夏说身体不好,推辞了多次。但皇上坚持让他干,刘大夏只得上任。见到刘大夏,皇上诚恳地问道:“朕好几次任用你,你好几次以病推脱,这到底是为什么?”刘大夏回答得也很诚退,说:“臣老了,而且有病。依我看,天下已经到了民穷财尽的地步,万一出了乱子,兵部就要负起责任。我估量自己的能力不足以解决问题,所以推辞。”皇上听了,默然无语。

刘大夏对形势的判断,使皇上深感震动。现在,皇上特地将刘大夏召到便殿,追问道:“你以前说过一句话,说天下民穷财尽。可是祖宗开国以来,征敛有常,怎么会到今天这种地步呢?”

刘大夏说:“问题就在于征敛无常。譬如广西每年取木材,广东每年取香药,都是数以万计的银子。这类小事尚且如此,其它就可想而知了。”

皇上又问军队的状况,刘大夏说:“和老百姓一样穷。”

皇上又想不通了,说:“军队驻扎每月发口粮。出征还发出征补贴,为什么会穷呢?”

刘大夏说:“那些将领们克扣军粮的比例超过一半,又怎么会不穷呢?”

皇上叹息道:“朕当皇帝已经很久了,竟不知道天下军穷民困,我凭什么为人之主呀!”于是下诏严禁。不过,从后来的情况看,仍旧是禁不住。

现在我们知道在位十七年的皇上究竟被糊弄到什么程度了:原来他眼中的世界只是祖宗常法和正式规定构成的世界。的确,按照正式规定行事,军民都不该这么穷。问题在于,他治下的世界,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些见不得人的潜规则支配运行的。钱能敲诈并走运的个案已经证明了这一点,大规模民困军穷的现实也表明,这种规则已经通行天下。而皇上对这类圣人不讲书上不写的潜规则几乎全然不知。他可真天真呀。

我得声明一句:在皇上身边工作的干部,大多数还是好的或比较好的。著名的清官王恕当了一段吏部尚书,选拔推荐了一大批刘大夏这样正直能干的人,史书上说:“一时正人充布列位。”这在明朝要算相当难得的一段好时光。那么,皇上怎么会被糊弄到不了解基本状况的程度呢?他身边的好干部对情况又了解多少?

也是在弘治十七年,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奉命去山东曲阜祭孔。一路上他看到了许多出乎意料的现象,感慨良多。回到北京后,李东阳给皇上写了份汇报,描述了亲眼见到的形势,分析几条原因。李东阳是当时的大笔杆子,这份上疏又写得直言不讳,一时广为传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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